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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用过的菊花砚是如何回到上海的?

2018年7月6日 09:37  来源:红色之声 选稿:朱燕亮

  原标题:揭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用过的菊花砚是如何回到上海的?

  

  201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之际,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完成了1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展览陈列扩容,重新向公众开放。纪念馆新增文物陈列120件。其中引人瞩目的一件,是1921—1922年间在上海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办公室中,罗章龙、高君宇、马林等人使用过的一方菊花砚台。

  它是如何回到上海的呢?

  2009年6月29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和马林诞辰126周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展,马林后代把菊花砚从荷兰拿来展出。开幕式上,马林外孙巴尔特代表全家将砚台捐赠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近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的吴凡讲述了这方砚台的故事。

  

  

  “亲历者”吴凡说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研究馆员吴凡

  2009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始了改扩建工程,并计划为新改造的展厅筹备一个国际性的展览——《马林与中国》。

  

  △《马林与中国》文献图片展

  馆里交给了一个对我来说“压力山大”的任务:负责对外联络,和国外的展览机构以及马林的女儿对接,翻译双方往来邮件和对方提供的英文展览内容稿,开展展览筹备工作。任务中的任务是要找机会说服马林女儿捐献出一件重要的文物——“菊花砚”。

  

  △中共一大纪念馆中马林的生平简介

  还没开始我听听就觉得头大了:这方砚台,最早是罗章龙和高君宇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时使用的——这个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大会议结束后成立的一个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机构,马林曾与罗高二人共事过。(相关链接:全国总工会“前传”:中国工运的红色源头)

  1993年马林女儿访问中国时,罗章龙就把砚台送给了她。一直以来,一些机构、专家都很想收藏,但马林女儿一直没有答应。这件事交给我,我能完成吗?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陈列的马林像

  马林本名叫斯内夫利特,荷兰人,马林是他在中国时的用的名字。用当时的话来讲,他是个国际主义者,从荷兰去了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地,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他促成了当地两个最大的反殖民主义党派的联合,因此得到了列宁的信任,被共产国际任命为驻远东代表,派驻地点就是上海,刚才提到出席一大会议除了13位中国代表之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在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的,当时的他38岁。

  

  △2009年,马林女儿(中)来到上海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右一为吴凡(图片由吴凡提供)

  展览开幕前夕,我们把合作方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工作人员及马林的女儿也请到了上海,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上百件有关马林档案的图片和文物原件,再加上一些来自俄罗斯档案馆的历史文件和我们馆的相关馆藏,形成了一个多方位立体的展品来源,很多东西,马林的女儿都没见过。当然马林的女儿也特地为这次展览带来了许多家藏文物,包括“菊花砚”。

  我和马林女儿的见面就像网友见面,有些激动,那是一位白发苍苍笑容亲切的老人,一见面就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从机场到酒店一路上她看着车窗外,感叹道:上海真是人也多,车也多。

  

  第二天的预展,我负责引导马林女儿参观展览,她被角落里一张不显眼的明信片吸引住了目光,这是荷兰研究所带来的1921年6月马林刚到上海时寄送给孩子们的明信片,我们看不懂荷兰文,所以一直没注意明信片写的是什么,马林的女儿向我们读出了上边的内容:“亲爱的孩子,我不远万里来到上海,上海真是人也多,车也多……”

  她说完以后,突然当场落下眼泪,这和她昨天对我说的,对上海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历史和现实,生命和生命就这样连接在一起。我想她落泪一定是想起了父亲对她的疼爱。我突然意识到,马林和我一样是普通人。他既是共产党员,还是父亲,丈夫和儿子,不仅有着工作,也有着生活和感情。也正因为这样,他所作出的选择,才更显得宝贵,而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像他一样做出自己的选择。

  

  当然,参观还是在继续的,在认真地向马林的女儿介绍了每一件展品以后,我小心地向她提出希望我馆能够收藏“菊花砚”。我告诉她:我们是专业机构,砚台如果能交给我们,相信会比私人收藏更能流传千古,我们会把它摆放在常设展厅中,让观众更全面地了解马林在中国的革命岁月。

  说完以后,我发现马林女儿表情瞬间非常认真和郑重,她说她觉得我讲得很有道理,她为这件东西能回到中国、留在中国而感到荣幸。马林当年结束任务离开中国后心心念念一直想回到中国,可这个梦想最终没有实现。这个文物留给一大,或许也算帮他了却一个心愿。

  说实话我提出要求以后都没期望能够得到肯定的回复,幸福来得突然,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完成了任务,事后想起来,也许很大程度上和我们对这次展览的重视和认真有关系,当然,我也很真诚,或许也有些小小的作用。

  2016年一大纪念馆基本陈列改建后,这方菊花砚被展示在马林的生平简介下,静静地诉说那段历史。

  

  △2018年6月29日,吴凡在第二届TELL+SHANGHAI演讲活动上讲述菊花砚台回到上海的故事,该活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上海市文明办、复旦大学与TELL联合举办。东方网进行了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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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林的机警挽救了中共一大

  1920年8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任命马林为代表,派遣他赴上海,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开展民族独立运动。

  

  △李汉俊和马林(右)在中共一大会址前(素描)

  1921年6月4日马林抵达上海后,立即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接触,草拟党章、党纲,具体筹商让各地派代表来沪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事,积极筹备召开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会上马林首先致词,对中共成立表示祝贺;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题为《第三国际的历史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介绍了第三国际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论述。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我们在他的辞锋下开了眼界。”

  7月30日晚上,中共一大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晚上7时许,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从后门闯入会场,四下张望,代表们问他干什么,他含糊其辞地回答:“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然后借口找错了地方,便匆匆溜走了。

  在李汉俊住宅旁边确实有个各界联合会,但是没有会长,也没有姓王的。马林凭借他在荷属东印度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本能地意识到来者不善,果断地作出停止会议、立即撤离的决定。大多数人立即离开,只有上海代表李汉俊和广州代表陈公博留在会场。

  代表们疏散后不过十几分钟,法国巡捕便包围了会场,巡捕因为听了密探的报告,拼命追问刚才在这里开会的两个外国人是谁。李汉俊回答说,那两个外国人是过去在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外国教授,两年不见了,暑期里遇到随便聊聊,并不是来开会的。

  法国巡捕表示不相信,他们足足搜查盘问了两小时,一无所获,才怏怏离开。李达后来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如果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由于会场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马林因为是外国人,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就没有出席最后一次会议。

  

  △嘉兴南湖上的红船(图片来自网络)

  在搜查过程中为什么法国巡捕特别注意两个外国人呢?问题就出在大嗓门马林身上。马林曾在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殖民地当局驱逐出境。荷兰安全部门已经把他列入“黑名单”,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

  1921年4月,他奉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离开莫斯科来上海。当他途经维也纳,当地警察局从他的签证上得知他的目的地后,就及时报告给奥地利和荷兰驻北京的公使馆。

  马林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被拘留6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向他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马林的动向。马林几乎是落荒而逃。

  他登上了一条名为“阿奎利亚”的远洋船,开始了东方之旅。荷兰当局得知马林可能到上海时,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要他们监视马林的行动。帝国主义当局从他到达上海起,就对他进行严密监视。

  在上海,为了安全起见马林使用了一个化名安德烈森,下榻于南京路大东旅社,后又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其间,荷兰驻沪总领事丹尼尔斯叫马林去登记,这样他就处于一种半公开的状况下。过了没几天,他又转移到汇山路(现霍山路)俄国人里亚赞诺夫家居住。但是马林仍然没有摆脱租界当局对他的严密监视。

  由此可见,马林的行踪早已暴露,他到望志路开会,必然会引来租界巡捕。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时,他出席了会议并慷慨激昂地讲话。7月30日继续开会时,他又去参加,终于引来了法国巡捕房的密探以及之后的搜查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