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纪念馆”为何没有“会址”二字？会址又是如何找到的？

2018年7月21日 15:03　 来源:红色之声 选稿:曾炟

原标题：“中共四大纪念馆”为何没有“会址”二字？会址又是如何找到的？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衡水路交界的四川北路公园的一角，一座红褐色方正建筑矗立。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为党的不断发展壮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有别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的馆名中少了“会址”二字。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跟着小红（ID：hszs1921）一起，去上海虹口区寻找四大真正的会址……

　　寻找中共四大会址

　　最早刊登的说法错了

　　中共四大会址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中毁于炮火，被夷为平地。解放后，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

　　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一些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查访内容主要为中共四大会址原址和出席代表情况，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但因年代久远，当事人的回忆没能形成一个确切的说法，四大会址仍下落不明。随着许多当事人相继去世，会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

　　△“一·二八”事变后，宝山路淞沪铁路横浜路一带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开始了全市性地名普查工作，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负责人应云龙看到1982年第9期的《解放军画报》刊登了中共四大会址的照片和说明。照片的主体是横浜桥北岸的数间民房，文字说明为：“图为四大会址——上海闸北横浜桥6号（四川北路横浜桥边的一座居民住房）”。

　　经查考，上海并不存在“横浜桥6号”这一地名。不过，虹口区的东横浜路在1920年代曾名横浜路，沿路有6号，系该路24弄6号的后门。应云龙找到了《解放军画报》四大会址照片的拍摄者高祥惠。高据实以告，原始信息源自上海博物馆，但是存有6号与96号两说，《解放军画报》社最后确定为6号，可能有北京老同志提供的依据。于是，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与《解放军画报》社联络，并寄上东横浜路24弄6号的前屋、后门从不同角度拍摄的7张照片，以及周边简明示意图，请确定四大会址为6号的老同志帮助辨认。

　　《解放军画报》社将相关材料复印件寄回上海市委党史办公室，后转给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市文管会的夏顺奎于1984年5月3日下午拜访了曾在中共四大担任会务工作的郑超麟。郑超麟取出地图详查，当他发现横浜桥6号是在河的北面时，当即予以否认，因为他清晰地记得中共四大开会的地方，“肯定是在河的南岸，不在河的北岸。”

　　△郑超麟（1901-1998），福建省漳平人。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1925年1月担任中共四大会议工作人员

　　当事人实地寻访

　　重走当年路勘察指认

　　在中共四大会议会址的查找确认中，郑超麟是个关键人物（1925年时任中宣部秘书，中共四大召开时由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其担任记录）。

　　在他撰写的《怀旧集》和《郑超麟回忆录》两本书中，都提到了中共四大：“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

　　1984年5月，在夏顺奎与虹口区地名志编辑组同志的陪同下，郑超麟到虹口进行实地辨认。他们从横浜桥南面的川公路走进去，没多久就看到当时还铺设在那里的铁轨。不过，沿着轶轨向北走不多远，他们发现小路一侧的铁路没有变，另一侧却与半个多世纪前迥然不同。有人说，这片区域毁于日寇战火，石库门房和弄堂都被炸了，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筑起了一堵一人高的围墙，围墙旁边是新造的5层公房。

　　夏顺奎记得，当时郑超麟低着头走路，似乎在数着步数，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中间的一段铁轨旁，郑超麟突然站住了，指着铁轨东边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四大的会场所在地。”大家上前去看，此处的地址是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

　　△1984年5月7日，郑超麟实地考证中共四大会址

　　郑超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这所房子，当时是委托中央宣传部的干事张伯简同志找来的，找房子地点的要求，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开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现问题，就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所以才找到铁路边的这所房子，当时租下来时，房子是空着的。”

　　当时宣传部机关在静安寺，会议期间，郑超麟总是在静安寺乘上有轨电车到四川北路横浜桥下车，从川公路进去，走到铁路轨道口转弯，不越过铁路，沿着轨道往北走不远，有一条弄堂有二、三排房子，都是比较新的三层楼石库门房子。

　　△中共四大会址模型

　　郑超麟记得，当时房子的三楼用作外地代表的宿舍，代表来了一律打地铺。二楼为会场，有意摆上黑板、讲台、课桌椅，与会者人手一本英文书，有人闯入，就推说是在办英文补习班。底楼客堂间是空置的。四大差不多天天开会，与会代表进出均走后门。每天会议结束，除了原路回去以外，还有两条路线可以分散走，这三条路线他都是走过的。

　　郑超麟说，四大召开时期，他除了作为会议记录员每天要去参会，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来到会场，“不知道来过多少次”。而且，会议结束后，会场也没有马上退租，而是作为中央工农部的宿舍，他又来过多次。所以，他对四大会址的地点、路线印象很深。

　　△中共四大遗址旧照

　　大量后续考证工作

　　最终确定中共四大遗址

　　根据郑超麟的勘察，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应为中共四大会址遗址。

　　△红圈处为中共四大会址

　　为慎重起见，市文管会与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对此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工作。夏顺奎查阅档案发现确实有资料记载，当时那幢石库门所在地叫做白保罗路和平坊，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轰炸。曾到中共四大旁听过一两次的黄平，在其《往事回忆》一书中提到的大会地址在“横浜桥北堍”，经夏顺奎考释，这与郑超麟的相关回忆在大方位是一致的，虽然准确地说，中共四大会址应该是在桥的西南处。

　　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查到五六十年代搜集到的历史资料。经研究，庄文恭1961年的回忆可以支撑郑超麟勘察的地点，只是具体建筑存有两层与三层的区别。查找到的历史文献，以及访谈当地老居民的记忆，仍是两层与三层两说并存，应是石库门建筑每每有假三层（阁楼）的原因所致。经多方验证，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确认了中共四大会址。

　　△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中共四大遗址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95年，上海市文管委在遗址处勒石纪念

　　1987年11月17日，上海市政府颁发文件，明确“虹口区东宝兴路二百五十四弄二十八支弄八号”为中共四大会址遗址，并公布中共四大遗址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95年上海市文管委在遗址处勒石纪念。

　　△2007年10月8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虹口区人民政府在东宝兴路、宝源路、轨道交通3号线交汇处的绿地树立“中共四大会址”纪念性保护标志

　　△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虹口区人民政府于200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80周年前夕，在“左联”会址纪念馆举办了中共“四大”史料展。2006年在多伦路215号筹建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同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2011年虹口区委、区政府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择址四川北路1468号筹建中共四大纪念馆，2012年9月7日正式开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