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品浩：为开发浦东，上海曾成立过这样一个咨询小组|亲历者说

2018年12月14日 11:30　 来源:红色之声 选稿:蒋云倩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就是一个生动例证。

　　12月10日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东方网“红色之声”（ID：hszs1921）继续联合推出“改革开放亲历者说”系列口述报道。让我们再一次回望激情燃烧的岁月，循着历史车轮的印痕，感受上海腾飞的步伐，阅读上海改革开放亲历者们的记忆。

　　口述：於品浩

　　采访：严亚南

　　整理：严亚南

　　时间：2018年8月13日

　　於品浩，1930年10月生。曾任上海经济研究中心综合研究处处长。1987年7月至1989年2月，在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工作，参与开发浦东决策咨询研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要求上海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发挥“开路先锋”的作用，长江流域各省市要求上海发挥对外开放的“龙头”作用，长江三角洲地区更要求上海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起到“枢纽”和“桥梁”的作用。虽说这是上海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在改革开放之初，这谈何容易！

　　困境重重寻找出路

　　首先在硬环境方面，由于多年来上海工业的发展追求“投资省，上马快，效率高”，在老市区的82平方公里范围内“见缝插针”地集聚了5700多个工业企业、1万多个生产点，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55%。因此带来了人口密集，建筑物密集和车辆密集，城市基础设施严重超负荷；再加上环境严重污染……形成了令人生畏的“城市膨胀病”。在这种状况下，不仅使投资者望而却步，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

　　其次表现在软环境上。上海是国营经济非常集中的城市，受计划经济的控制也特别严，在经济体制上要突破非常困难；再加上上海的财政上缴占全国的10%以上，一旦政策开放，给企业这样那样优惠，减少上缴任务若干亿，要其他省市弥补就很难，所以中央有关部门对此十分谨慎。这就意味着上海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实施都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如果没有什么新的、特殊的措施，势必在竞争中失去优势。

　　当时就出现过很多起这样的“怪事”，一些外商，特别是港、台投资商，先到上海来谈，谈不成就跑到江苏，浙江等周边地区去，一谈就成功。这些地方的同志还风趣地说：“我们是得了上海‘保守’的好处！”其实，上海的领导和干部并不保守，只是像上海这样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如果在体制改革和政策开放上有什么大的动作，它的影响会很大。在政革开放之初，无论是中央，还是上海市领导，对此不能不慎之又慎。

　　但是，上海如果在改革开放上迈不开新的步伐，不仅经济发展难上新台阶，更无法担当“龙头”“先锋”“枢纽”和“桥梁”的重任。在这些矛盾面前，大家逐步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要在老市区这个范围内来做改革开放的大文章，难度实在太大，必须另寻出路。能不能像深圳、珠海那样，开辟一块新区作试验，实行较大的开放度和类似特区的优惠政策呢？

　　开发浦东众望所归

　　1984年9月，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沪召开，浦东开发成为研讨会的议题之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和讨论。此后，浦东开发被纳入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范畴。1985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批复要求：“重点向杭州湾和长江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

　　在国务院批复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一年后，由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带头，联合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等单位发起、组织了全市120多位城市建设方面的专家、学者，于1986年2月和3月，先后召开了两次“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此次会议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制定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修改和完善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把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纳入到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加以考虑。

△1986年3月，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结束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根据会议要求，确定了三个课题，分别是：《开发浦东新区为主的城市新区建设》《以疏解中心城区为目的的卫星城镇建设》《解决越江交通为主的市内交通网络建设》。在上海经济研究中心的组织、协调下，这三个课题分别由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王纲怀、华东师范大学严重敏和上海城市经济学会负责。1987年初，这三个课题先后完成，其中，由九三学社上海市委负责的《浦东新区建设方略》不仅直接地、系统地对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作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而且对“南下”和“北上”方案也作了比较研究，使“东进”方案日渐成众望所归。

　　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不仅要求“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还特别强调：“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

△1986年10月，国务院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在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后，时任市长江泽民同志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组织编制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以及各类专业规划，并亲自抓了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和开发区详细规划编制研究工作。1986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成立了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由副市长顾传训任组长，并聘请汪道涵同志为顾问，同时交由倪天增副市长组织各委办进一步研究浦东开发问题。

　　中外结合组建队伍

　　我是1981年3月调到上海经济研究中心的。我到中心不久，陈敏之同志调来中心担任办公室主任，带我到城市规划设计院，市规划局，环保局等单位去熟悉情况，要我着重负责城市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工作。

　　1987年4月上旬，汪道涵同志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市委、市政府领导对大家提出来的开发浦东新区很关心，要我组织一个专门班子来作决策咨询研究。我知道你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请你来帮助我物色几位包括国际金融、国际法规、土地批租、城市规划等方面的专家，组织一个市政府浦东开发研究小组，相对集中一段时间，为市政府领导提供一个决策咨询方案。”

　　这个时候的汪道涵同志，已经年逾古稀、两鬓斑白，早已从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仅担任着上海经济区规划办主任兼市政府经济顾问。那天，他非常感慨地对我说：“上海人民有那么多困难没有很好解决，于心不安哪！所以我想借浦东开发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来为上海的经济振兴和城市改造找到一条好的出路，也为上海人民多解决一点实际困难。”

　　听了汪道涵同志这一席话，我觉得他老人家真不容易！一个已经离开政治舞台的古稀老人，不去休闲休闲，安度晚年，仍念念不忘老百姓的疾苦，千方百计为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令人不由地肃然起敬。同时，我也感到自己责任重大，绝对不能辜负老人家的期望。

　　浦东的开发，是关系到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环节，也是上海在改革开放中能不能较快地摆脱困境，闯出一条经济振兴新路子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首先要把研究队伍组织好。这支队伍不仅要有本市的学者、专家参加，还要吸收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国外的专家一起来研究。为此，汪道涵同志在筹建“市政府浦东开发研究组”的同时，便请林同炎先生到上海来一起商量。

　　1987年5月下旬，林同炎先生应邀到上海，汪道涵同志一方面请他在国外帮助组建一个专家小组，为浦东开发出谋献策、当顾问，另一方面又请他一起到北京去，向国务院主要领导阐明他对开发浦东新区的设想。林同炎先生高兴地接受了组织专家顾问小组的委托，并一起到北京向国务院主要领导作了汇报。

　　1987年6月30日，筹建中的浦东开发研究组人员已经确定，汪道涵同志要我把大家请到市政府6号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确立组织体制、明确任务，并作思想动员。那天会上，汪道涵同志、副市长倪天增和市规划局局长张绍樑都讲了话，会议还传达了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指示，对大家鼓舞很大。会议宣布国外顾问研究小组成立，市内的咨询会议专家也已确定，即将成立市政府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

　　1987年7月7日，市政府正式发文成立“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该小组由倪天增副市长任组长，张绍樑任副组长，同济大学教授、世界银行上海专家彭运鹗任顾问。联合咨询研究小组设高级顾问组，由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赵祖康、李国豪等五位上海市老领导组成，汪道涵同志任总顾问。中方研究小组的组员有俞健、周汉民、俞汉卿、李佳能、陈泽浩和我六位。

　　国外顾问研究小组的地点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主要负责人是林同炎先生及其助手、T.Y.L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顾问陈乃东先生。成员包括T.Y.L国际工程咨询公司顾问迈克尔·梅耶和梅尔·莱恩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伯特·阿克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建规划系主任阿伦·维格布斯，新加坡OCBC银行执董、房地产、金融和建设部门经理黄延康，巴西库里提巴市前任市长贾米·勒纳，美国约克·比勒地公司副总裁维克多·佩雷拉，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许乃炯。

　　此外，还设立了“专家咨询会议”，其主要任务是对研究组提出的专题报告、阶段成果报告和预可行性报告进行讨论、评议和鉴定。“专家咨询会议”的主要成员虽是相对固定的，但有时也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组织组外不同对象参加，并同时邀请会外的专家一起研究，以便更好地集思广益。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支来自各委、办、局，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超过200人以“市政府浦东开发研究组”为核心的浩浩荡荡的研究队伍迅速形成。

　　明确方向制定提纲

　　兵马未动，思想先行。在研究大军组建起来之后，汪道涵同志着重抓了两条，一是明确指导思想，二是制定研究提纲。

　　汪道涵同志明确指出，开发浦东的总体目标是为了恢复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和功能，新区开发的起点要高，要建成一个“开放型、多功能、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以此来推动老市区的城市改造和经济振兴，最终使新老市区融为一体，在新的高度上形成一个具有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资讯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及高科技功能的国际大都市。

　　1987年6月底，在市政府开发浦东研究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汪道涵同志就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他对开发浦东的思考。他是用启发和探讨的口吻，讲了8个方面的问题：

　　一、目前对开发浦东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要建设一流的、开放型的新市区，看来“有点浪漫”；二是认为要稳当一些，一步一个脚印，比较“实事求是”；三是认为浦东开发只是老市区的扩大，为疏解人口服务，这是就事论事。汪道涵同志说，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一定要高瞻远瞩，又要扎扎实实，不能就事论事！这的确是比较难，但要好好想一想！

　　二、开发浦东主要是个经济发展问题，但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又是个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际上对我们的看法，是不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是不是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国内外都很关心，大家要多看一些文章，看看别人怎么议论的。搞市场经济，不懂得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不了解债权债务这些知识也是不行的，希望大家边研究、边学习。

　　三、要借鉴别人的经验，加快浦东开发和上海经济振兴的步伐。大家应该明白，上海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局面。从现在起到2000年，上海究竟会成为什么样子，有些人并不看好。新华社一位曾在上海工作过、现在香港的杨振汉同志说，美国注意的是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而对长江三角洲只是辅助，因为前者是“拴在香港上”。所以我们要好好研究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们发展的时间并不长，韩国用了15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用了25年，新加坡用了27年，我们能不能从中找到一条发展浦东的路子！用比较短的时间，把浦东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开放型的、改革型的新市区。

　　四、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这是开发浦东的重要手段，也是吸引外商和利用外资的重要条件。世界银行有个雇员叫汤永斌的，曾在哈佛大学进修过，他讲可以用土地入股和土地批租的办法来吸引外资，究竟怎么入股，怎么批租，大家要好好研究，我倾向于用香港的办法。

　　五、关于资金的筹集和运用问题，这是浦东开发的重要前提。资金从哪里来？有了资金怎么用好？筹集资金的办法比较多，如土地批租，吸引外商投资开发，吸引内资等等。关键是两条：一个是政策，即开放度；另一个是信用，即能不能保障投资利益。有了资金还有一个如何用好的问题，“六五”期间广东投入86个亿，深圳投入82个亿，现在停留在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上，我们要想办法做到有一个钱，办几件事，这才是高明之处。可以到广东去作些考察，了解深圳的银行是如何兴办的？广东利用外资如何偿还的？这些都很重要，因为我们不能让国家来背我们的包袱！

　　六、地区结构问题，包括产业结构、交通结构、能源结构、社会结构等四个方面的问题。产业结构如何合理，重点发展什么？交通要包括海、陆、空全面考虑；城市基础设施如何全面规划，包括电力、水、煤气、电信、还有污水处理；社会发展内容更多，包括社区建设住宅、商店、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如何协调发展，这里除物质文明建设外，还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七、新区的体制，大家一再强调，新区的管理体制要新，怎么个新法？我看关键是两条：一条是政企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经营的主体；另一条是办事效率要高，事权要相对集中，不能受老市区那些管理部门太多的牵连，新区的事权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要考虑新区的机构设置要精干，政府管大政方针，为企事业做好服务，用政策引导，用经济手段和法规制约。一定要考虑到，新区的新体制要成为老市区改革的样板，才能有效地改变上海的面貌！

　　八、新区的形态规划，这也非常重要，既要有总体规划，也要有分区规划。但搞规划不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是要为新区的经济发展服务，规划本身实际上是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布局，它反过来又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好的规划，本身就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能鼓舞人心和增强信心！

　　汪道涵同志强调：研究组一定要掌握大量的资料，做好分析研究工作，特别在开放度、土地利用、国际市场、吸引外资的方式以及新城区的建设等，都要掌握尺度，分析利弊得失、择优吸收。最后形成的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要拿到更大的范围(包括国际会议)去讨论、审定，再向中央提出申请。

　　根据汪道涵同志的讲话精神，作为市政府浦东开发联合咨询小组的主体，我们研究组立即着手制订研究提纲，经汪道涵同志、倪天增同志审定，上报市政府批准，并于1987年7月正式下达。

　　七易其稿完成报告

　　市政府浦东开发研究组作为“联合咨询小组”的中方研究组，不仅担负了新区开发的许多具体问题的组织研究任务，还要把“联合咨询小组”方方面面的研究成果汇综起来，代市政府草拟向国务院呈送关于浦东新区开发的请示报告。

　　谁都清楚，上海要搞那么大的一个开发新区，没有得到国务院的批准绝对不行，因为涉及到政策开放度、体制改革、土地批租、资金筹措等问题，都需要得到中央领导的认可和各部、委、办的大力支持，否则寸步难行。

　　我们中方研究小组从战略研究、政策研究、法律条例研究、资金筹措研究等四个方面，分成15个课题，开展了约一年的研究，结合到南方城市实地调查研究的收获，于1987年11月初，形成了《开发浦东的预可行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在广泛听取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各方面的意见后，研究小组于同年12月中旬，撰写了《报告》第二稿，正式名称为《关于开发浦东几个主要问题的汇报》（以下简称《汇报》。这份《汇报》的内容包括发展战略、目标、方针、改革、开放度、规划设想、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组织机构、前期开发资金的筹措及请求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1988年2月，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小组又撰写了《关于利用外资开发建设浦东新区的报告》。这份报告先后在市委常委会上讨论过三次，作了五次修改。1988年6月，在市委常委会上，当时陈国栋、胡立教、杨士法等老同志都说：“这个报告可以送了，要改也无非是文字问题，没有原则问题。现在是要抓住时机，快一点送上去。”

　　我们为了撰写这份重要报告，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增长了不少见识，最后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88年5月2日至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开得十分隆重，出席开幕式的有时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新当选的市长朱镕基同志、高级顾问汪道涵等。出席会议的外宾除国外顾问组的林同炎等专家之外，还邀请了世界银行中国局、四海地产证券公司等13人，还有中央有关部、委、办研究改革开放的专家学者16人。加上本市代表29人，来宾(各委、办局的负责人)51人，共计140多人济济一堂，共同为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出谋献策。

△1988年5月，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举行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研究组的同志张绍樑、於品浩、李佳能、俞汉卿、陈泽浩等人，都以联合咨询小组“中方研究员”的身份，作了浦东开发预可行性研究的“主题发言”。会上还有40多位中外专家和实业界的朋友发了言，他们完全肯定了开发浦东的前期研究成果，热情赞扬了上海市领导及专家们的大胆进取精神，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这次研讨会的最大效应，还不只是在会内的方案讨论，更主要的是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开发浦东的热潮。我们在会议结束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连续接待了20多批来访者，有的要求了解浦东开发的具体做法，有的来问什么时候可以接受投资，有的要求批租土地，有的甚至已经看中了地块，并设计了开发方案、做出了建筑模型……

　　1989年春节后，“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组”在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后宣布解散，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20个月，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是短而又短，可它给我们留下的教益却是终身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