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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区:30年前的“长三角”试验 | 改革开放亲历者说

2018年12月17日 16:45  来源:红色之声 选稿:蒋云倩

  原标题:上海经济区:30年前的“长三角”试验| 改革开放亲历者说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东方网“红色之声”(ID:hszs1921)联合推出“改革开放亲历者说”系列报道。

  

  1976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其《世界上的城市群体系》论文中,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列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

  今天,“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已成为这片区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你知道吗?上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曾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这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呢?今天,跟着小红(ID:hszs1921)一起来听听曾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的陈罡讲述上海经济区30年前的“长三角”试验……

  人物介绍

  陈罡,1929年11月生,安徽太和人。长期供职于经济战线,曾先后在皖北行署财政处、安徽省财政厅、中共安徽省委财贸部、中共中央华东局财贸办公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郊区组和农业办公室、上海市农机工业局工作。1983年12月,到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以下简称“规划办”)工作,后担任规划办综合组副组长,见证了规划办前后近五年的历程。

  在(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工作,我是无始有终。因为我是1983年12月14日到规划办的,而规划办是1982年12月成立的,也就是说,我不是在它成立时去的,但我是看着它撤销的。1988年6月,国家计委通知规划办撤销,善后工作基本结束,我才离开。说到规划办,不得不提(上海)经济区的这段历史。

  经济区的建立和发展

  1982年10月7日,国务院主要领导约见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等人,就建立上海经济区、山西能源基地的规划和构想,谈了观点,讲了意见。提出各有关地区和部门都要派领导干部参加这两个规划办公室。规划办公室直属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代管。在工作上,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要经常与两个规划办公室取得联系,给予帮助指导。可以抽调一些60岁左右的司局长、副部长,身体好、能力强的,参加这个工作。

  国务院于1982年12月22日印发《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通知》,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正式诞生,王林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时任电力部副部长)。为了贯彻“精干”要求,办公室编制暂定为15人。

  

  时间到了1983年3月22日,规划办在上海正式挂牌,驻地设在上海申江饭店(原扬子饭店,汉口路740号)8楼。后来,迁移到汉口路193号。规划办在北京也有落脚点,设在宣武区(今西城区)的体育馆看台下的房子里。

  上海经济区:30年前的“长三角”试验

  上海经济区最初的范围是10个市,分别是上海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宁波市和绍兴市,以上海为中心。由于经济、历史的原因,上海经济区先后进行过三次调整,范围越来越大。

  第一次,是1984年10月,由原来的10个市调整为上海市、江苏、浙江和安徽省;第二次,是1984年12月,由三省一市扩大为四省一市,江西省加了进来;第三次,是1986年8月,国家计委同意福建省加入,变为五省一市。

  

  上海经济区的范围基本上涵盖了原华东六省一市的概念。虽然从组织层面上说,山东省并不是经济区的一部分,但上海经济区的每次活动,它基本上都参加。

  经济区之所以不断壮大,我这样理解:上海经济区是经济区,而不是行政区。经济区既不是决策主体,也不是利益主体。它以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市为依托,将素有经济内在联系的,先是江苏、浙江省的9个市,后来逐步扩大到苏、浙、皖、赣、闽五省组织起来。凭借中心城市经济技术的辐射力、吸引力来凝聚这个经济区,顺应经济规律,促进经济发展。

  

  规划、联合、协调

  规划办的任务,概括起来就是6个字:规划、联合、协调。规划办成立后的1983年6月,国务院主要领导及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国务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宋平约见上海、江苏、浙江等各省市负责同志,探讨上海经济区如何搞好区域规划和经济联合等问题。

  会上达成几个共识,其中一个便是要先从行业规划入手,专门予以研究,看看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哪里,解决的办法是什么,通过规划解决地区、部门间的矛盾,促进地区联合、企业联合,把生产力解放出来。于是,纺织、交通、能源、技术改造、旅游开发、城镇布局、三项治理(长江口、黄浦江、太湖流域治理)等,一大批规划应运而生。

  一个个具体规划,材料都是一大堆,好多规划仅准备材料就有两大摞。规划办15个编制,15个人能有如此大的能量?研究出这么多规划,拿出去有点不可理解。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15个人的力量,规划办把群众路线走到了极致,它是依靠各个地方、依靠企业,集聚大家力量完成的。编制虽然只有15个,但具体从事工作的人远远多于15个人。国务院各部设有上海经济区规划组,上海经济区范围内的每个市,都有相对应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像无锡原市委书记韩本初就是规划办的领导成员,无锡原市委副书记郁谦是规划办咨询组成员,无锡市计委还有相应的班子配套。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

  我想简要地说说省市长会议,这是上海经济区的高峰会议,有自己的章程,章程中强调省市长会议实行民主协商、协调一致的原则。省市长会议在经济区范围内轮流召开,由所在地省市的省市长担任执行主席,并主持会议。每次会议围绕规划办提请会议讨论的议案进行,谈问题、找办法,这就是一个协调、联合的过程。

  

  举例来说,1985年3月20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了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规划办提请会议讨论的议案有:

  一是上海经济区省市长会议章程(草案);

  二是加速太湖流域综合治理规划和当前采取防洪措施的意见;

  三是关于组建上海经济区国土规划设计研究的意见;

  四是要采取多种办法、多样形式把能源问题解决好;

  五是对《为华东电网装机容量翻一番而努力》的意见;

  六是关于努力开好上海经济区经济技术协作会议的意见;

  七是关于筹办上海经济区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中心的意见;

  八是上海经济区研究会有关问题的请示汇报;

  九是关于建设沪宁、沪杭甬高速公路的意见;

  十是关于上海经济区四港情况和意见。

  与会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对解决当前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处理新的不正之风的政策界限等,交流了经验,互通了信息,并且对共同关心的市场、物价和工资改革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开展横向联合

  

  至于规划办六个字三项任务之间的关系,我是这样认为的,规划是手段,联合是目的,联合涉及发展,协调是为其服务的。上海经济区成立以后,上海主动发挥自身的技术管理优势,采取多种形式与区域内各省市的企业开展横向经济联合。

  自行车行业的联合,是规划办亲自抓的试点,除领导花费精力,还配备有专职干部。上海经济区范围内,有自行车整车厂和零件厂330多家。其中,国家定点的整车厂15家、零件厂100多家,非定点的整车厂12家、零件厂近200家。这些非定点厂绝大多数由于建厂时间短、技术水平低、管理跟不上,致使产品成本高、质量低、效益差。

  当时,“永久”“凤凰”每辆车成本为70元,非定点厂每辆成本高达130到140元。市场上“永久”“凤凰”名牌车供不应求,杂牌车则滞销、积压,浪费了大量原材料。而且由于地区和部门的分割,经济区自行车行业300多个厂分别归属轻工、机械、军工、商业、外贸等部门,管理上多部门、多层次、多地区,使自行车生产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因此,迫切需要宏观上的指导,通过横向经济联合予以统一规划。1983年3月,规划办主任王林同志向国务院提出,上海经济区选定以自行车行业为经济联合试点的设想。4月,上海经济区自行车行业联合工作正式展开。

  

  上海自行车厂南通分厂挂牌成立自下而上组织起以国营大企业为主体、以名牌产品为龙头,跨省市、跨部门、跨所有制的同种产品企业之间的生产联合体,是按照自行车行业联合的原则、组织起的生产联合体,是在企业自愿基础上,紧密与松散相结合的企业性经济组织,而不是用行政办法拼凑起来的行政性管理机构。

  经过三年的实践,上海经济区内有6家整车厂和50多家零配件厂,以永久、凤凰自行车为龙头,联合起来。1985年,永久、凤凰联合体共生产自行车747.3万辆,占全经济区总产量的61%。联营厂利润总额达到4083万元,上交地方财政567万元,每个职工也多得61元。横向经济联合使联合厂产品质量提高,利润增加,一些企业扭亏为盈。

  五年多,“规划办”做了这些工作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的探索是艰巨的。在《上海经济区发展战略纲要》讨论稿的总纲里,曾提出“要逐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当时有人提出反对,认为“一体化”的提法,容易被理解为“统一集中”,必然带来封闭性、排他性,有形成新的块块的危险。也有人认为,“一体化”只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适用于一个国家之内。但是,好多专家赞成“一体化”的提法,认为“一体化”就是“整体化”,是针对当时条块分割、地区分割的现状,强调区内的四省一市不能搞“五体化”而言的。他们认为:“一体化是区别于旧体制下非经济区的根本目标,不明确这一目标,就不利于统一各省市的意志和行动。”

  

  但最终,由于争论过于激烈,正式出台的《纲要》中,还是删去了“一体化”三字。这样的争论还有很多。短短五年多,“规划办”主持制订了20多项规划,大到整个经济区的总体走向,小到不同产业的具体发展战略。用规划办主任王林的话来说,“以经济区为规划对象,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通知》规定,经济区内的城市和企业,都不改变行政隶属关系。也就是说,规划办不是一级行政组织,不管钱,不管物,对经济区内各省市没有实际的行政管理权,主要起协调沟通和交流的作用。

  我记得,1984年,江苏省常务副省长陈焕友在一次会议上就表示: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参加经济区,这是我省的精华部分。一个省的部分地区参加经济区,大家在实际工作中都感到有所不便。党政领导、行政区划、计划财政等都属省。同时,它们又是经济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到有些事情很难处理。省里也有难处,管多了怕影响经济区统一领导,不管理吧,也不行。这番话也表露了当时不少人的心思。“规划办”在存在的五年多时间里,一直试图居中协调“行政区”之间以及“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的矛盾。但实践表明,仅靠这样一个办公室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办公厅发文,通知“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1988年7月,上海经济区规划办最后一次省市长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主要通报了国家计委“撤销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通知,汇报了规划办建立以来的主要工作:一是编制和协助实施跨省、市的中长期的重点规划和行业规划;二是促进横向经济联合;三是发展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四是加速筹备建设交通、能源和原材料工作;五是根据改革精神,商定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建设;六是支援老区和贫困地区。

  我想,这是对规划办工作的高度概括。作为规划办综合组的一员,我也只是参与了其中部分工作,毕竟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是有限的。我虽然成立之初未参与其中,但见证了它的发展,伴随着它结束。这时,我的年龄已经“踩线”,组织上安排我到交通银行总行工作,于1994年11月办理了离休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