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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上海打赢了一场甲肝大流行防治战 | 改革开放亲历者说

2018年12月17日 16:55  来源:红色之声 选稿:蒋云倩

  原标题:1988年,上海打赢了一场甲肝大流行防治战| 改革开放亲历者说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东方网“红色之声”(ID:hszs1921)联合推出“改革开放亲历者说”系列报道。

  今天,让我们把历史的记忆翻回到1988年,来听听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王道民讲述上海是如何打赢那场甲肝大流行防治攻坚战的......

  人物介绍

  王道民,1933年生。中共党员,主任医师。1981年至1983年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局党组成员,1983年至1993年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党委委员。

  追本溯源,甲肝大流行并非毫无征兆

  甲肝是上海过去较为常见的传染病,在每年的冬春交接,特别是春节前后,上海甲肝的发病数都会比平时略高一些,甚至每隔五年左右由于人群免疫力降低的因素,还会出现一个发病的小高峰。

  我记得在1983年春节前后,上海就曾出现过一次甲肝发病人数增多的问题,有四万例左右的甲肝患者。当时市卫生防疫部门曾进行过流行病学调查和分析,认为造成甲肝流行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春节期间,上海的流动人口增加,走亲访友、在外就餐的机会比较多,易造成交叉感染;

  二是可能与吃未煮透的食品有关,因为当时种植的蔬菜大部分是以人畜粪便作为肥料,如清洗不干净或者吃火锅时未能完全煮熟,就很容易造成甲肝等疾病的发生;

  第三就是怀疑与人们吃毛蚶有关,并认为人们吃半生不熟的毛蚶是引起甲肝流行的重要原因。大家一定还记得当年吃毛蚶的情况,将毛蚶洗净后,用开水把毛蚶泡一下,然后把壳撬开,在半生不熟的毛蚶肉上加点调料就吃了。不少上海人把它视作“美食”。这样生吃毛蚶就让毛蚶体内的细菌和甲肝病毒进入人体,导致发病。

  

  难忘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防治

  对于1983年的甲肝发病小高峰问题,市政府曾召开过一次专题会,卫生、财贸、水产、工商等相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得很激烈,争论的焦点就是毛蚶是否允许在市场上销售。水产部门认为上海市民很喜欢吃毛蚶,毛蚶销售需求旺盛,不宜禁止。工商部门认为当时副食品供应紧张,而毛蚶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副食品来源,也倾向于不禁止。我们卫生部门则认为毛蚶是导致甲肝发病人数增加的源头,主张禁止销售毛蚶,并要切实加强健康教育宣传力度,改变人们的饮食习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和流行。意见难以统一,最后会议明确毛蚶不禁售,但需要制定允许销售的标准。这也就是后来执行的所谓毛蚶的“鲜活度”,即凡是新鲜的、活的毛蚶就可以销售,但这在具体执行中是相当困难的。

  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的主要传染源是由江苏启东运来的毛蚶。后经调查,启东的河流是江苏内河,流入东海的出海口,有机物浓度很高,而出海口处又是毛蚶积聚的地方,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此外,我们调查中还发现,当时启东地区肝炎的发病率也比较高。

  因为有了1983年初发生甲肝流行的经验和教训,对于1988年的甲肝暴发流行,我们是相当警惕的。1988年1月3日,我记得是星期天,我爱人在普陀区中心医院行政值班,下午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到医院急诊的腹泻病人很多。我就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卫生防疫站的王雨舜副站长,告诉他这方面的情况,并请他尽快调查了解全市其他医院最近急性腹泻的发病情况。下午4点钟左右,他回电告诉我说其他医院诊治的腹泻病例也较往年多。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打电话向当时分管卫生的谢丽娟副市长汇报,并决定马上去医院进一步了解情况。

  谢副市长和我先去了卢湾区中心医院的急诊室,有不少腹泻病人在急诊室内治疗,经详细询问后发现这些病人都吃过毛蚶,有的病人只吃了几个,有的年轻人甚至吃了几斤。吃后病人开始感到腹部不适,而后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但同时饮过白酒的人的症状就相对较轻。后来我们还去了其他几个医院,调查了解的情况都差不多。说明已经有很多人因食用毛蚶而被感染,发生了急性胃肠炎。

  当时我们都觉得问题严重,特别是联想到1983年春季那次甲肝暴发流行情况,觉得一定要禁售毛蚶,控制传染源,才能减少发病人数。谢丽娟副市长与分管财贸的副市长研究后,当天晚上就立即决定在全市禁售毛蚶并发出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禁售毛蚶的通告。第二天执行禁售令,没收毛蚶。当时,在正规菜市场执行禁售令还相对比较容易,但不少小贩肩挑毛蚶在街头巷尾叫卖,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很难控制,要马上全面禁止销售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需要有个过程。

  

  1988年1月5日,《解放日报》报道市民吃毛蚶导致食物中毒

  1988年1月初,到医院就诊的还只是腹泻病人,肝炎的发病数同往年差不多,从1月3日到19日,患急性甲肝的病人数为633人,尚未出现甲肝大规模暴发流行的情况。当时,我们已十分担心会暴发肝炎流行的可能性,市卫生局紧急召开会议,要求全市医疗卫生单位密切观察甲肝发病动态,各医院及市、区卫生防疫站每日上报急性腹泻和肝炎的发病数,及时掌握疾病的发病动态,同时我们还要求加强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的力度。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刊文警示毛蚶可能携带甲肝病毒

  我清楚地记得,到了1月19日,急性肝炎的发病数明显增加,全市一天大约发病134人,之后,患者人数急剧增加,开始每天约一两百例,接着三四百例,后来是每天一两千例。我们虽然已有准备,但还是没想到疫情会如此严重。至1月底,有时一天新增的甲肝病人甚至达到一万例左右,2月1日那天的新增病例数高达1.9万例。

  

  1988年2月3日《解放日报》报道称,肝炎发病人数还在上升

  当时,全市各级各类医院的病床总数只有5.5万张,按照收治病人要求,各级医院已经尽了一切可能增加床位,而且收治的都是重症患者,病情较轻的患者由地段医院收治。但在短期内发病人数猛增这么多,单靠医疗卫生单位已无法解决病人的收治,病人收治已经成为当时的突出问题。

  全民动员,打赢甲肝防治攻坚战

  当时我深感压力很大,因为急性肝炎发病人数太多,上海的卫生资源有限,要解决这个问题仅靠卫生部门是不够的。我们再次向市政府汇报并提出了我们的建议。1月24日,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各区县长、各区县卫生局长、防疫站长、市政府各委办局负责人等都参加了会议,由市政府领导动员部署全市的甲肝防治工作。会议通报了甲肝发病情况和趋势、收治病人数,当前任务和存在的困难,提出在全市范围内扩大收治点的要求。会上,副市长谢丽娟说,多一个病人留在医院外面就多了一个传染源,很容易增加一批新病人,因此要求大家一定要统一认识,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增设收治点,尽一切可能多收治病人。

  

  1988年1月24日《解放日报》刊文谈“甲肝的医院外治疗”

  1月31日,在发病高峰阶段,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听取了市卫生局关于甲肝防治情况汇报,同时对进一步做好甲肝防治工作做了动员和部署,要求全市各级组织和干部要积极做好防治甲肝的各项工作。

  接着在2月8日,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甲肝防治领导小组,领导并统筹全市的甲肝防治工作。2月10日,市委、市政府又召开全市干部大会,通报全市甲肝防治工作情况,对进一步做好防治工作提出要求,江泽民书记和杨堤副书记在会上提出要求,在三天内一定要把所有的急性肝炎病人都收治起来,并要切实做好消毒隔离工作,切断引起交叉感染的一切可能性。

  

  1988年,传染病院开设了全市第一家甲肝产科病房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全市各行各业的广大干部群众都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积极行动采取措施,投入到防治甲肝的战斗中,各单位都想方设法提供场所增加收治患者的隔离点。全市一些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想方设法腾出仓库、礼堂或其他会议场所,开办临时隔离病房,收住本单位病情较轻的甲肝病人。另外,当时适逢中小学放寒假,有的区就把部分学校的教室改为临时病房,一些小旅馆也被要求空出客房接收病人,部分建好而尚未分配使用的住房,也暂时用来收治病人。经过全市动员,全市收治点增加至1254个,临时床位增加了11.8万张。我们还建立了家庭病床,轻症患者就在家中进行隔离和治疗,据统计,当时大约有2.9万多张家庭病床。大部分病人能收治在隔离点,避免了交叉感染的机会,对减少新发病例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对病员的治疗和康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8年在学校教室临时搭建隔离病床收治甲肝病人,如何做好管理工作也是一项非常重要而艰巨的任务,管理工作必须跟上并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完善和细化。当时,我们对收治病人的临时病房,采取了较为适宜的管理措施,提出了“条包”和“块管”的办法。“条包”,指病人如果不能被收入医院,其单位所属系统需要提供场所作为收治点;“块管”,指每个收治点所在地区的相关卫生部门,包括医疗单位、卫生防疫机构需对收治点病员的治疗、病情随访以及卫生、消毒等各项工作进行管理。我们要求地段医院的医生加强巡访,卫生防疫部门协助做好室内及排泄物的卫生与消毒工作。而各个收治点患者的食物、被服、药品等供应,主要由所在地的有关部门统一配合解决。

  

  在治疗方面,由专家们研究提出治疗方案,根据患者的病情进行分类:重症患者都必须收在医院进行治疗,病情较轻的可在隔离点进行治疗,家庭条件好的病人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设家庭病床进行治疗。这样处理使重症患者获得了及时治疗,轻症患者也不会留散在社会上,减少了交叉感染的机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整个防治工作进展得也比较顺利。到了3月上旬,全市新发病例数明显下降,没有出现第二个发病高峰。1月29日至3月21日肝炎发病共计292301例,死亡31例,直接死于甲肝并发症(急性及亚急性黄色肝萎缩)的有11例。

  这次甲肝在短期内集中发病,来势凶猛,发病人数多,但在短期内得到了有效控制,没有发生二次交叉感染,患者的治愈率高,恢复也比较快,无并发症与后遗症,充分表明我们的防治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我深切体会到,这是一次由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的大卫生干预,是我们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依靠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全市医疗卫生专业队伍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而无私奉献的具体体现。

  警钟长鸣,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下,1988年春天暴发的甲肝疫情,在肆虐了两个多月后很快被平息,3月上旬,上海的甲肝流行已经控制得较为平稳了。但上海市民的顾虑并没有完全消除,街上行人仍很少,外地人也不愿意来上海了。那段时间因为怕接触被感染,大家见面也不握手了,并养成了洗手的习惯。一些不了解详情的外省市朋友对上海人也比较忌讳,认为上海就是甲肝的传播源,怕与上海人接触后染上毛病。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北京汇报防治甲肝工作。当时,我们住在北京某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对我们就采取了“隔离措施”,食堂专门为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住宿人员设立了“保健桌”。我还记得北京的一位司机对我说,上海人患甲肝后,脸上都掉“黄粉”,可不得了!总之,上海1988年的甲肝暴发流行后在全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1988年3月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报道

  这次甲肝暴发流行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是绝对不能低估的,它不仅对市民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损害和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上海的工业、外贸、经济、对外交流交往等方面。记得当时南市区的一份卫生方面的调查报告显示,1988年春节在饭店就餐的人数就比1987年的春节少了三万桌。从卫生事业经费来说,当时一年全市的卫生事业经费只有2亿多,防疫经费只有4000多万,而甲肝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有5-6亿元,肝炎病人住院、免费治疗等花费大概10亿多元,这比上海市每年对卫生投入的经费要多得多。

  这次甲肝的暴发流行,也为上海的卫生防病工作敲响了警钟。我们对甲肝防治工作曾进行了总结,从中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启示和经验教训,对于上海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建立流行病预警机制、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例如食品卫生联席会议制度就是甲肝暴发后建立起来的;又如市食品卫生监督所、区县卫生防疫站先后建立了食品卫生监督员巡回执法队,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及重点品种进行监督执法;还修订了多个食品卫生管理规定,加强了食品卫生工作。

  当然,我们也要反思暴露出的问题。我认为,毛蚶被污染是源头,所以环境保护和治理是关键,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进一步实施,经济建设进一步发展,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加大,社会交往进一步活跃的大环境下,卫生防病工作的任务更为繁重而艰巨,既要巩固以往卫生防病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防止“旧病复发”,还要面对“新发疾病”的传入和发生,还有环境卫生、工业卫生、职业病防治问题以及食品卫生问题等,工作面广量大,任务十分重要,单靠卫生部门是很难完成的,一定要树立大卫生观念,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明确各方职责,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把卫生防病工作做好。从卫生部门本身来说,要深化卫生改革,积极争取政府对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加强各专业机构的建设,改善设备,提高专业队伍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还需要加强健康教育,普及卫生保健知识,不断提高市民的自我保健和防病能力。一旦有流行病发生,应及时公开信息,消除公众心理紧张,并介绍有关卫生预防知识和自我保健措施,提高自我防病的能力和水平。

  总之,公共卫生安全是城市安全运行的保障,也是市民健康生活的保障,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切实做好卫生防病工作,为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