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物价改革…… | 改革开放亲历者说

2018年12月17日 16:57　 来源:红色之声 选稿:蒋云倩

　　原标题：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物价改革……| 改革开放亲历者说

　　在改革开放40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东方网“红色之声”（ID：hszs1921）联合推出“改革开放亲历者说”系列报道。今天，让我们来听听原上海市物价局局长李功豪讲述20世纪80年代上海价格改革的全过程。

　　口述：李功豪

　　采访：黄金平白璇煜周炯

　　整理：白璇煜

　　时间：2013年5月10日

　　人物介绍

　　李功豪，1925年12月生。1953年至1955年在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1955年至1958年在上海市财贸办公室工作，1958之后长期在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工作。1983年7月至1988年2月担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84年5月至1988年2月担任上海市物价局局长。

　　从1984年开始，我担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物价局局长，分管内贸、外贸、财政金融以及物价工作。我亲身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价格改革的全过程，今天回想起这一阶段的价格改革，还是有很深的感触。

　　改革前的价格管理体制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企业没有定价和调价权。这种价格管理体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全国解放初期，市场商品短缺，投机商人乘机哄抬物价，造成物价暴涨。上海在解放后的九个月内，投机商人先后掀起了四次物价大涨。上海市政府采取经济措施和行政手段，打击投机，平抑物价。

　　1950年3月，全国实行财经统一，使市场物价得到基本稳定。此后，国营商业对私营工业扩大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掌握了主要商品的货源，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

　　1953年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以后，市场主要商品和物资紧缺的矛盾逐步突出起来。为了保证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建设的计划实施，国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重要物资实行计划供应，并对这些重要商品和物资实行国家定价。

　　△在上世纪，人们曾用算盘算账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家加强了计划管理，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加强物价的管理，形成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在国家穷、底子薄、物资匮乏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长期处于紧缺经济状态，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实行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

　　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累计上升21.6%，平均每年上升0.75%。在市场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对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证供应，保证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价格的稳定。

　　但是，绝大多数商品由国家定价，难以根据市场供求和价值变化及时调整价格，以致许多商品的价格与价值背离，难以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使各类商品的比价关系扭曲，不利于生产的协调发展。

　　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调整不合理的价格，理顺价格体系，就成为价格改革的主要任务。

　　价格改革的进程

　　价格改革从1979年开始，改革的目标是调整不合理的价格，理顺比价关系，放开一部分商品价格，让市场调节，采取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改革的方法是采取调放结合，在不同的情况下，调放各有侧重。

　　1984年以前，调放结合是以调为主。1979年3月提高粮食、棉花、油料、生猪、家禽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79年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上年提高18%。这些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以后，销售价格未动，商业部门购销价格倒挂。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小囡”吃的糖果

　　1979年11月，全国统一提高生猪、牛肉、羊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等八类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粮、油价格未动。此后又继续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增加了纺织品的生产成本。1983年全国调整纺织品价格，大幅度降低涤棉布的价格，提高纯棉布的价格。国家对原材料价格，也作了调整。

　　1979年到1984年，陆续提高统配煤、焦炭、铁矿石、生铁、钢材、有色金属、水泥和平板玻璃的出厂价格。允许企业对计划外超产的生产资料，价格可以上浮20%。在放开价格方面，上海从1983年到1984年先后放开942种小商品价格。对三类农副产品和完成计划任务后允许上市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可进入市场议购议销，恢复城乡集市贸易。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此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价格改革也加快了步伐，从以调为主进入“调放结合，以放为主”。

　　1985年生猪收购由国家统一定价改为国家计划指导下的议价，放开猪肉、牛肉、羊肉、鲜蛋、家禽、水产等副食品的销售价，同时将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城镇居民每人每月补贴8元。同时，还提高农村粮油购销价格，上海粮油收购价平均提高30%—40%。全面放开三类日用小商品价格，到1987年，1160种三类日用小商品都转由企业定价。在此期间，还放开了包括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在内的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

　　△上海“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民俗收藏展展出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人家“屋里厢”的景象

　　由于国家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比重，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也逐步减少，改由市场调节，企业计划外增产的生产资料，取消价格上浮20%的限制，改按市场价销售，形成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这对增加生产资料市场供应是有积极作用的，但由于两种价格差价过大（一般相差一倍左右），也有很多弊端，不仅增加企业成本核算的困难，还助长了寻租行为。

　　1988年又对上海副食品价格进行改革，提高猪肉、大宗蔬菜等四种主要副食品销售价，全面放开水产品、家禽等价格。1988年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货币投放过多，加上价格改革步子较大，引起通货膨胀，市场物价大幅度上涨。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8.5%。

　　△实行“菜篮子工程”后繁荣兴旺的菜场

　　为了稳定经济，国家采取治理整顿措施。从1989年到1991年的三年治理整顿期间，价格改革从以放为主改为“调放管相结合”，在治理整顿中深化价格改革。1989年上海采取控制物价上涨的措施，市政府狠抓菜篮子工程，宣布对19种生活必需品年内不涨价。在市场价格涨幅回落的条件下，又出台了一些价格改革措施，继续提高粮、棉、油的收购价格，并适当提高粮油销售价格；大部分进口商品从按国内同类产品作价改为按进口成本作价，即实行代理价；较大幅度地提高煤炭、原油、有色金属和部分钢材的出厂价；提高铁路、水运、航空的票价和货运价格。

　　价格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缩小了工农产品差价，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放开了很大一部分商品价格，三种价格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国家定价的比重为97%，市场调节价为3%，到1990年，国家定价的比重已降到30%，国家指导价为25%，市场调节价为45%。但价格改革的任务还很重，需要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的基本经验

　　回顾20世纪80年代的价格改革过程，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战略，是价格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价格改革要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要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我国原来比价关系扭曲，如果价格改革过快，必然造成物价大幅度变动，超过各方面的承受能力，难以推进价格改革。特别应当看到，我国长期处于紧缺经济状态，靠政府管住价格，才使市场物价长期保持稳定。如果一旦将价格全部放开，市场物价就会像脱缰野马，飞速上涨。因此，只能采取小步前进，积极而稳妥地进行改革。

　　在改革开始时，采取调放结合，以调为主，控制物价上涨幅度。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价格改革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涉及千家万户，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在保证人民实际收入逐步增加的情况下，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按此精神，国家对价格改革确定了“走一步，看一步，放、调结合，小步前进，慎重初战，务求必胜”的改革方针，分期分批进行价格改革。在价格改革过程中，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采取渐进式的改革，就可以把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各方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

　　价格改革要以民为本，首先考虑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在价格改革中，大幅度地提高粮油和副食品等农产品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在收购价格提高以后，如何提高销售价格，就必须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

　　△1990年最早在上证所上市交易的“老八股”纸质股票原件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价格改革同其他方面的改革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需要进行配套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体制与价格体制关系尤为密切。计划体制改革，是逐步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而价格改革是要逐步减少国家定价，扩大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因此，价格改革与计划体制是密切联系的。在价格改革初期，只能放开一些小商品价格，而放开主要商品价格，则需要与缩小指令性计划同步进行。1992年以后，取消工农产品的指令性计划，价格改革就可以将大部分主要工农产品价格放开。

　　价格改革也需要工资改革的配合。企业在改变“吃大锅饭”的工资制度以后，可以按照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工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职工的工资水平有很大提高，从而增强群众对价格改革的承受能力。曾经有人提出把工资同物价挂钩，但难度很大。1993年以后的几年，上海将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同物价指数挂钩，各方较满意。

　　价格改革同人民币汇率也有关系。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随着物价的上涨，外汇牌价也作了几次调整，并且开放外汇调剂市场，形成外汇牌价与外汇市场价并存，两者差价最高达一倍左右。进口商品定价也形成两种价格，成为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一部分。1994年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外汇牌价向市场价并轨，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样，进口商品作价也就统一了。

　　△商业货源充足，较好地满足了市民的需求

　　放开价格让市场调节，是改革价格形成机制的目标。但由于我国市场不规范，市场秩序比较混乱，因而价格放开后，不能放任不管。1985年以后，我国价格改革从调放结合以调为主，转到调放结合以放为主，但由于管理没有跟上，曾出现乱涨价乱收费的问题。

　　在1988年出现通货膨胀以后，引起居民心理恐慌，上海市场上曾一度出现抢购商品现象。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认真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三年治理整顿期间，价格改革从以放为主转为“调、放、管”相结合，加强了对市场物价的管理，取得显著成效。在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放开以后，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价格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还不能对市场物价放任不管。要建立健全市场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要加强对市场物价的监督检查，制止乱涨价乱收费。政府对市场物价的管理，从直接管理为主转为间接管理为主以后，还应有必要的行政干预。

　　20世纪80年代的物价改革，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探索、摸索中进行。我们当时把握的原则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更好地贯彻中央的方针，做好价格改革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