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炜：在浦东11年，这辈子就是浦东人了丨亲历者说

2018年12月17日 17:41　 来源:红色之声 选稿:蒋云倩

　　原标题：胡炜：在浦东11年，这辈子就是浦东人了丨亲历者说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28周年。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与东方网“红色之声”（ID：hszs1921）联合推出系列口述报道。继“改革开放亲历者说”系列报道后，推出“浦东开发开放亲历者说”系列报道。让我们回到28年前，重读中国改革开放的印记，聆听浦东开发开放亲历者的故事，感受他们砥砺奋进的执着和赤诚。

　　我跟领导说我退下来也要到浦东，我住也要住浦东，我对浦东的感情太深了，这辈子就是浦东人了。

　　——胡炜

　　胡炜，1947年生，浙江绍兴人。曾任上海市黄浦区副区长、代区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92年12月至2003年2月，任中共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

　　不可想象的速度和效率

　　我跟浦东有着不解之缘。1987年，我担任黄浦区副区长，1992年，任代区长。当时浦东陆家嘴地区实际上也是黄浦的一部分，我1992年到浦东一直到2003年，之后就到市人大。我刚到浦东的时候，市里明确我是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主要负责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招商引资、经济管理这一块，从我进来一直到结束，这一块就是我管，所以从对浦东这段时间行政管理的了解程度来说，无人可比。我在浦东11年，从45岁一直工作到56岁，人生黄金的11年献给了浦东。全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的领导班子，我们过去都很熟，一茬接一茬的。我跟领导说我退下来也要到浦东，我住也要住浦东，我对浦东的感情太深了，这辈子就是浦东人了。

△1990年，浦西看浦东

　　组建浦东新区管委会时，黄菊同志和市里有关领导开了无数次会，黄菊同志跟我说，浦东新区从1990年至1992年这段，总的是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三区两县和各委办局各司其职、浦东开发办协调推进这样一个体制。当时是筹备期间，建设和开发的任务不是很重，主要是为了筹措一些规划方案和启动的事，这个体制能够比较集中地来做一些研究和启动的事。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实质性的开发建设阶段，那时候就要有个强有力的领导，三区两县的体制显然不适应，所以当时市里决定三区两县的浦东部分合并。在机构设置过程中，黄菊和吴邦国同志都有很精彩的话，黄菊同志提出浦东的体制机制一定要“四个率先”：

　　一是率先探索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公开竞争，浦东事浦东办；

　　二是率先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

　　三是率先建立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创造浦东速度；

　　四是率先形成统一精简高效、有权威的政府管理机制。

　　吴邦国同志也谆谆嘱咐我们：要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浦东是伟大的跨世纪工程，要对子孙、对民族、对国家高度负责，你们很有幸作为浦东的一员，要能够对得起历史，做好这份工作；参与浦东开发的同志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不断探索，要大思路、大手笔，做大文章；浦东新区要在启正同志的领导下，成为团结、有朝气、有活力的班子。

　　应该说当时领导是很细的，既有重大的战略决策，又有具体的分工。比如在事权交接时特别说到要“东事东办”，浦东是单列副省级格局，浦东新区委办局都是副厅级，“东事东办”就是市政府的有关事权，如果浦东能办的，尽量给浦东办，还有一些事权是市里的，委托浦东办，重大的市政工程、项目还是由市里办。这就有权力移交的问题，移交的时候，领导和各方面商量得也很清楚，即先原则后具体，先交接后办文，先社会后经济建设。先社会是因为怕整个管理出现空白，人民群众开门七件事，中小学、医院、环境、安全等，在交接的时候不要乱，这一块要先交接，才能保证开发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

　　另外还要先人员开始工作后级别调整，先干活再调动。因为有好多人都是各个系统调来的，所以特别强调连续性、稳定性，不断不乱。党委部门设了三个，第一个是办公厅，分管党政、宣传、统战等方面；第二个是组织部，劳动、人事全部在里面；第三个是纪委。

　　行政部门有七个，第一个是综合规划土地局；第二个是财税局，财政和税务；第三个是经贸局，分管内贸、外贸、商业、旅游、工业等；第四个是社会发展局，分管科教文卫体、民政、爱卫会等；第五个是城市建设局；第六个是农村发展局；第七个就是工商管理局。当时我们也有争论，工商管理局职能太单一，要还是不要？后来我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它是给企业开出生证明和死亡证明的地方，是游戏规则制定者，要和国际接轨。所以最后大家意见一致了，工商局是最单一的局。上海其他区县每个区县平均是51个机构，浦东只有10个机构，等于少了81%，这个是高度精简了。当时浦东是“八百壮士”，而上海每个区平均1250人，人数上，浦东仅相当于其他区的64%。浦东是大浦东，是三区两县浦东部分合并的，人员还更精简。我们商量，很多事由中介组织来做，所以中介组织也是很大一块。但是这个机构应该是高度精简的，后来也证明了有权威、有效率。

△1993年1月1日，浦东新区挂牌的一天

　　一开始我们考虑成立政府还是成立管委会，若成立政府，全国人大还要批一个新的机构，所以，就以管委会的形式，暂时不设人大和政协。我们在给市委、给中央的文里就这样写了。这个机构出来后，当时的干部都是全市优秀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很多是志愿过来的。市委市政府支援浦东开发，把它作为振兴上海的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因此，集中了优秀的人才，措施也非常有力。历史上上海有很多区县的合并，我认为其中最成功的是浦东，它是在最短时间内实行了事权交接。

　　再大的困难，我们克服

　　因为市委市政府考虑相当周密，所以我们经过很短时间的磨合，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战斗队伍和较高的威信，办事效率相当高。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段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1993年的浦东新区

　　记得1992年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工作时说过，浦东开发只能进，不能退，照现在这样的速度干下去，到1995年浦东新区就会有大的变化，我还能看得到。所以对我们来说，一方面要学习深圳、学习广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很强调速度。我们往往在规划领先的基础上，边设计、边施工、边运行，“八五”十大基础工程，五年任务，提前两年完成。那时候有的地方，上面很好看，下面地下管道都没弄，所以我们坚持规划领先，基础设施建设紧紧跟上。1993年市里花了大力气，当时以两桥一路（南浦大桥、杨浦大桥、杨高路）带三区，以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开路，我们当年提出七路一桥，把三大开发区的周边道路打通。走得比较早的是陆家嘴、金桥、外高桥，这三个开发区周边的道路和主干道不通，所以搞了七路工程，把它打通。说起来，当年还有一段插曲，1993年10月，杨浦大桥即将通车前，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在会上介绍浦东开发当年取得的成就和第二年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我和记者们都比较熟，发布会结束后和他们聊天，我告诉他们，这次杨浦大桥的桥名是小平同志题的字，但大家千万不要报道，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再三叮嘱。结果，第二天的《解放日报》报道，胡炜说这次杨浦大桥桥名是小平同志题的字。启正同志碰到我说，胡炜这次你命大，前段时间境外媒体在传小平同志身体怎么样怎么样，你杨浦大桥题字的事一讲，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谣言不攻自破了，这事就这样过去了。

△1993年杨浦大桥建成通车

　　1992年至1995年，市委市政府要求我们以重大基础设施和整个浦东开发的全面建设作为启动阶段的重点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动人事迹，浦东开发是个伟大的历史工程，浦东不是在一块荒地上做的，它是在旧城和农村中进行的，所以有大量的动迁工作，我想到了几个动迁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立新船厂。当时我们特别要出形象的是正大广场，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民在正大广场投资三个多亿美元，有几十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当时要立新船厂搬迁，这是个百年老厂，效益很好，工人待遇好，上班近，乘个轮渡就过来了，现在一下子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工厂职工上上下下都想不通。1992年、1993年，工人们找市总工会主席滕一龙对话，当时这个是大事，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来说不稀奇。我请了赵启正同志，请了市交通办主任、市海运局局长跟他们一起开会，最后我们都一致认为，浦东开发是一个大局，我们作为一个小局一定要服从大局，我们新区和各方面在动迁上一定给予最好的安排和最高的效益。经过反复做工作，工人们想通了，他们在工厂里拉出一条标语“笑着向昨天告别，明天我们将昂首到新的地方去”。这个标语拉出来，我心定了，到底是工人阶级，想通了就走了。当时丁是丁，卯是卯，主要是靠政治动员和做思想工作，并没有给多少钱。所以工人后来能够自愿写出这个标语，是很不容易的，我至今还把这条标语记在心里。

　　第二个故事是金茂大厦。吴仪同志当时还是外经贸部的，在她和李岚清同志的推动下，外经贸部的海外中资企业把多年盈利的资金集中起来造金茂大厦。大厦筹备时，组织了国内外的著名专家进行设计招标，我也是评委之一。当时给的方案，一是要有中国元素，是个塔的形式；二是要国际化、现代化；三是，高度420米。来的方案多啊，每个方案都很精彩，当然有些很著名的国内设计师真的就是一个塔，那就不好看。日本设计的，是一个“V”字形的，victory，完全是大玻璃幕墙，设计方案发来是非常好看，但是这么高的玻璃幕墙就不太合适。美国的SOM公司设计的，它既是塔，七七四十九层，又不像塔，它的独特的造型、风格和现代化的展现手法脱颖而出，所以它的方案后来就中标了。这其中每一个过程，我们都看着它长大，对每个楼我们都很有感情，包括小陆家嘴那一块中心绿地，规划中是绿地，里面有3550多户居民，占地10万平方米，投入七个亿。有人说，七个亿如果不放在这里，而是用来造房子，钞票不知道赚多少。但是我们规划的是浦东的绿地，是浦东的绿肺，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整个小陆家嘴的品质提高了，身价提高了，城市形象提高了，是国际化大都市新的标志。总的来说，老百姓顾全大局，使我们能以新的激情、智慧和速度在做。

△金茂大厦内景

　　跟世界对话，赢得了世界

　　在浦东的整个招商引资和开发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成功案例，当时一个是规划先行，一个是金融先行。钱从哪里来？我们通过土地的空转，通过银行借，通过中外合资，当时我们把银行搬到浦东作为浦东发展金融的重中之重。

　　有一个羊的故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搬过来时，赵启正同志跟我说，送什么礼物给人家，让人家永远忘不了？我就说，送活的羊呗。因为金融是领头羊。我就让他们去找一只小羊，晚上用洗洁精给它洗好澡，让办公室的同志用电吹风给它吹干，把四只脚都穿上袜子，用红布包好。到了现场，我们事先没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樑说。我抱着羊，他想什么东西沉甸甸的，还用红布包好的，掀开一看是活的羊，他先是吓了一跳，后是大笑。我们就是要让人家忘不了。后来过了好多年，他说，你那时候抱着羊，我真不知道你们送什么东西。这个羊送得让大家觉得很有创意。当年，富士银行9月份入驻浦东，是第一个外资银行分行进驻上海，我们送了一个红木制作的马，叫“一马当先”。

　　我们非常重视投资环境的改善，基础设施都是要最好的，当时我们还尝试搞了个共同沟，就是把所有管道都放一起，理念很先进，但是到现在都没很好利用，因为这种设施是要配套的，集中起来，在共同平台上可以维修。我们当时设计的路很宽，后来我们在实践中觉得，有的时候还要更精准，公园、小区里的路就不需要这么宽，宽了等于是资源浪费。在实践中，我们也在不断提高。

　　总的来说，浦东开发吸引了世界上所有人的目光，我们的招商引资和全国各地不一样，我们以市场换技术，坚持高的标准，因此，招商引资很成功。一开始我们有个理念——“跟世界对话”，各地都要有资金过来。我们说我们就是要坚持标准，坚持条件，节约资源。赵启正同志请我父亲写了幅字，叫做“惜土如金”，并把这幅字挂在他办公室。我说，浦东不是随便什么企业来都要，我们坚持国际标准，坚持中国特色，有中国水平，决不在政策上让步。有次电视讲话，我说，技术不够的、环境保护差的我们坚决不要，浦东要的是高科技的，要的是对环境没影响的。

△浦东开发陈列馆复原的当年“浦东开发办公室”的场景

　　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政策在不断变化。1995年4月底有一次会议，江泽民、吴邦国、黄菊等同志出席，浦东就是我和赵启正两个。我们跟江泽民同志汇报，我报告时就说，最近大家都说浦东政策有变，投资者有些担心。江泽民同志说浦东的政策不变，又说了一番浦东的重要性，然后过两天到金桥专门发表讲话。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坚定了投资者的信心，中外投资掀起了新一轮的高潮。到1997年时，亚洲金融风暴起来了，当时浦东大规模招商引资，新一轮基础设施建得很好，大规模的投资者都来了。赵启正同志有个说法，浦东是世界上“大鸟”（塔吊）来得最多的地方。吴邦国同志就跟我说，胡炜啊，亚洲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可能会形成冲击，我们要早作谋划。金融危机对浦东的冲击非常大，在黄菊、徐匡迪的领导下，我们全力以赴，更好地改善投资环境，帮助跨国公司渡过难关。在困难时，更能体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我们服务的中国特色。

　　当时我们有一系列政策，如降低容积率，推迟土地还款，鼓励银行帮助信誉好的企业等。我们既搞市场经济，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克服困难的精神，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浦东交出了一份很满意的答卷。危机一过，招商引资纷至沓来。招商引资中有很多成功案例，我们以诚信、以优良的服务、以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和优良的基础设施，赢得了世界。浦东新区知识产权保护启动最早，最早成立知识产权法庭，其中一个很精彩的案例就是杜邦公司。杜邦有一个日本雇员，窃取了公司的专利，后来我们发觉了，进行追诉，然后再通知杜邦公司，他们大吃一惊：在浦东这么重视知识产权！还有吉列刀片厂，也是这样。几个案例一弄，浦东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形象出来了。另外更重要的，在浦东投资，他们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所以我们自豪地告诉他们，在中国投资，在上海投资，特别是在浦东投资，是盈利最好的地方。我们有一流的基础设施，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员工，还有发达的城市市场环境。

　　我很荣幸能站在浦东这个位置上跟世界对话，展示中国人的智慧。我经历过无数谈判，包括跟迪士尼谈，跟环球影城谈，跟英特尔、惠普、IBM谈。那些跨国公司老总说，胡炜啊，我看你应该去做企业。我说我是学管理的，也当过财务科长，可是我这辈子是当不了企业家，但是我很荣幸跟你进行了最友好的谈判。当时搞会展中心，投资方总不相信会赚钱，他们算不过来，说所有的精算师、专家算下来都是亏损的。我说，你不要跟我说，你这种账是死账、烂账，没有加中国元素，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你，我们一定赚钱。当时他半信半疑，说我们是扭着他们来的，但是后来，他们总算相信了，现在会展中心成为他们的聚宝盆了。谈判其实也很艰苦，有一次我们从第一天早晨谈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钟，我们有张照片，就是到四点钟谈好的时候，我同他们董事长和律师签字时的合影，照片上有只表对着镜头，显示时间是凌晨四点。

　　我们这些人就是干事的

　　在浦东的这11年，我是浦东巨变的见证者、实践者，大量的事在我手里经过。我始终认为，我们这些人就是干事的，一件事，领导定了，我们就要用大量丰富的实践来证明领导是对的。我在浦东，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每天要开好几个协调会，我有大量的会议纪要，我管整个浦东的行政事务，兼管外高桥，外高桥我每周去一天。浦东的区长办公会、专题会、区委书记会、常委会，还有市政府市长办公会、市委全委会我都要参加。我开会的时间和工作那么多，所以我每次开会就带着文件，一边开一边批。每年我一到出国的时候就要生病，人家就奇怪了，为什么到出国就生病，因为出国前一段时间的任务我要赶一赶，弄到最后，病倒了。他们说你不要出去了，我说，第一，我有项目要谈；第二，我出去既可开眼界，又得到了休息。所以我每年生一次病，而且很有规律的。

　　浦东的管委会体制本来是打算坚持两到三年的，三年之后要成立人大。后来，因为成立后效率很好，朱镕基和李岚清同志都对体制有说法。朱镕基同志说，戴着钢盔你们也要顶下去。李岚清同志说，我看这个体制要弄五年，至少也要坚持五年。但是在实行过程中，我们也有反映，效率是高了，可是我们的管理体制是上面有一条线，下面有一条线，现在一弄我们的条线没有了。为了坚持管委会精简高效的体制，又要与上面可以对口，后来我们就每个局挂很多牌子，一套班子好多块牌子，水利局啊，什么局什么局全部挂好。所以管委会体制从1993年1月一直持续到2000年。其中在1996年时，考虑到基层管理和社会管理，我们成立了城区工作党委和农村工作党委。

　　2000年浦东新区政府成立后，我们认为新时期有新任务，要具有法治意识，更要考虑老百姓利益，要更规范，要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以我们进行了三轮改革，把规划、土地、税务、工商、经贸、环保，所有办事机构整建制弄到一起，搞“一门式”服务。本来企业要跑多家，企业围着政府转，现在政府各部门围着窗口转，窗口围着项目转。通过改进，效率提速。同时，我们减少审批项目，一开始有700多项审批项目，第一轮改革后改成有500多项，第二轮改成300多项，效率提高了40%左右。串联审批变成并联审批，然后再把串联审批和告知承诺结合起来。当然，这也是不断发展的，可能现在更强调程序。我们当时那个环境的速度和效率是很激进的，当时一个会议纪要就可以定事情，现在要用新时期的工作方式，不能求全责备。

△刚刚通车的世纪大道

　　浦东这么多年走过来，我们真的感到，这一生在浦东是最大的荣幸。1997年以前，江泽民同志坐在浦东滨江绿地看着浦西说，对面的土地是老上海，是帝国主义花了100年建成的，我们现在的浦东一定要胜过它。后来他在APEC会议上说，浦东是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亚洲金融危机时，世纪大道修到一半，资金出现困难，黄菊同志来视察，我专门安排他察看世纪大道工地。他告诉我，胡炜，再大的困难，咬咬牙也要顶过去，杀出一条血路，这一条世纪大道是浦东的中轴线，一定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做好。我们2000年修好，命名为“世纪大道”，请江泽民同志题的字。吴邦国同志去北京的前一天，让我陪他到浦东各地走一圈。他感情很深，交代了很多，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到北京后还是很关心。

　　浦东是时代的骄傲，我很荣幸，参与了浦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