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的这天清晨，梅兰芳在街头看到了什么……｜1949上海解放日志系列

2019年6月2日 19:30　 来源:红色之声

  苏州河岸的枪声仍在响彻天空的时候，上海的学生们已经上街欢庆，迎接胜利。在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里，上海学生展现了他们的勇敢、青春、激情，也为“瓷器店里打老鼠”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相关链接：苏州河岸的枪声仍在响，学生们已经上街欢庆，迎接胜利……｜1949上海解放日志系列）

  除了学生们，在胜利解放的号角吹响前后，千百万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以极大的热情拥抱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拥抱新生的上海。

  一、白色恐怖下的创作

  解放前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昆仑影业公司著名演员赵丹一家也深受其害。国民党反动统治呈现出一幅日趋没落、濒临崩溃的景象。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了东北及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全部地区，国民党主力部队基本被歼灭，蒋家王朝已朝不保夕，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

  △黄宗英与赵丹《幸福狂想曲》剧照

  在中国共产党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黄宗英欣喜异常地对丈夫赵丹说：“赵丹，该搞一部电影，把国统区黎明前的黑暗拍下来。”赵丹深以为然，立即去找昆仑影业公司的创作人员陈白尘、沈浮、郑君里、徐韬、王林谷等人商量。几个人一致赞同说：“我们作为蒋家王朝覆灭的目击者，有责任记下它最后的罪恶史，并以之迎接解放。”

  大家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剧本由时任昆仑影业公司编导委员会副主任陈白尘执笔，沈浮、赵丹、王林谷、徐韬共同编创，很快就完稿了。根据赵丹的意见，该剧定名为《乌鸦与麻雀》。

  △《乌鸦与麻雀》剧照

  为了使《乌鸦与麻雀》原剧本“蒙混过关”，能顺利地通过国民党当局的审查，赵丹等人便删掉了一些关键的场景与对话，然后送交电影检查处。郑君里则照原本导演。但这个秘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发现了，于是几个穿灰制服的国民党电影检查处官员于1949年4月下旬的一天，突然闯进昆仑影业公司，对赵丹等人横加指责道：“该片鼓动风潮，扰乱治安，破坏政府威信，违反戡乱法令，必须立即停拍。”他们还蛮横地查抄了已拍的底片，送往“非常时期文化委员会”和“特刑庭”审查。

  摄制组表面上奉命停拍，暗地里却将《乌鸦与麻雀》的三堂布景保留下来。陈白尘又进一步修改剧本，将“乌鸦”们垂死挣扎的景况刻画得更加细致入微、真实深刻。为预防不测，他们将这个剧本藏在摄影棚顶破麻袋包着的稻草里。有时白天拿出来修改，夜晚藏进去；有时夜间拿出来修改，白天藏进去。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斗争到上海解放。

  △《乌鸦与麻雀》剧照

  二、穿上戎装，进城！

  1949年5月16日，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周而复等一行，离开北平乘火车沿津浦线南下。走走停停，一个星期之后，终于于5月23日傍晚抵达了三野指挥部所在地丹阳。这时，于两天前发起的上海战役已接近尾声。

  △位于丹阳市的“上海战役总前委”旧址

  见过陈毅之后，紧张和忙碌便开始了。忙完整整一天，走出会客室，接管委员会秘书长骆耕漠派来的“一位管总务的同志等在门口，发给我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所以后来每次要我填履历表时，我就在‘何时入伍’这一栏上，填上‘1949年5月24日，在丹阳’。”“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务。”

  ——《懒寻旧梦录》，夏衍著

  1949年5月27日，夏衍身穿军装、头戴军帽随入城式车队进入大上海。他站在卡车上的第一排，旁边站着同样军人装束、戴着墨镜的于伶。他们的前面是块巨大的标牌，写着：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处。

  △1949年5月27日，夏衍一身戎装随军管会入城车队进入大上海，左边戴墨镜者为于伶

  在《懒寻旧梦录》里，夏衍还补写了入城那天的一件私事。在文管会进驻原国民党市政府教育局之后，他准备回一趟家。

  “自己要了一辆吉普车，大约于下午4时左右，回到了一别三年的‘重华新邨’。当时还没有给我配备警卫员，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负责干部不准单独行动的规矩，所以我只向陆万美讲了一句‘两个小时后就回来’，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想不到吉普车经过重华新邨街口的‘梅龙镇’，就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前天晚上在大雨中解放军露宿在街头，为什么会有一个身穿军服、挂着手枪的‘军人’单独地‘进入民家’呢？人们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我。当然，我的妻子看到我这身穿着，也不免大吃一惊。沈旦华当时十二岁，在梅龙镇附近的弘毅小学念书，所以连这所学校的师生，也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解放军的军官了。”

  这是件趣事，也是件窘事。还是陈毅看出了夏衍的难处，懂得他长期做统战的工作性质。“有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后，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服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装和袍子。’他说：‘西服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要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

  △1950年，华东军管会主要成员标准照——夏衍

  三、连演了三天的大戏

  上海解放的这一天清晨，梅兰芳见到许多解放军战士露宿街头，军纪严明的情景让他感慨万千。回家后，他就对家人说：“共产党的军队确实已解放了上海，纪律好极了。”1949年5月31日起，一场欢迎和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义演在上海南京大戏院连演三日，承担此次演出的便是梅兰芳领衔的剧团。

  △1950年，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在上海留影

  其实，梅兰芳与我党早在上海解放之前就结下了深厚的交情。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主持我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工作，住在马斯南路107号（现思南路73号），人称“周公馆”，公馆南面隔着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

  周恩来在上海工作期间，十分注意与各方面人士的交往，宣传党的政策。梅兰芳作为文化界的爱国人士，自然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周恩来经常让他的堂弟周翕园去看望梅兰芳，同他探讨国内外形势。周恩来也通过朋友余贺会见梅兰芳，会面的地点就安排在余贺家中，这样可以保护梅兰芳不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见面后，周恩来非常热情诚恳，对梅兰芳说：“希望你不要随国民党撤退而离开上海，我们欢迎你！”梅兰芳深表同意。

  临解放前，党组织委派戏剧教育家、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熊佛西出面当“说客”。那天，熊佛西来到周信芳家拜访，周信芳把他迎进书斋。熊佛西开始以“谈戏”为名，但周信芳一下就猜出了他的来意。他郑重地说：“请放心，我是不会跟着国民党走的，坚决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熊佛西说自己还要去拜访梅兰芳，周信芳马上打电话联系，并陪同熊佛西一起拜会了梅兰芳。梅兰芳对熊佛西和周信芳明确表示：“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失尽民心，我是哪儿也不会去的。”

  △梅兰芳故居，位于上海市思南路87号

  四、“我们是共同会师”

  解放上海的枪声刚一停息，新任市长的陈毅便想到了上海市的广大知识分子。1949年6月1日，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把负责接管文教事业的夏衍和周而复找去，要市委宣传部和市委统战部共同提出一个名单，召开一次全市知识分子座谈会。他对夏衍和周而复说，所有上海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都要请到，人多一些不要紧。

  陈毅说，参加的人员代表一定要广泛，要包括科学家、教授、学者、技术人员、作家、党员，还要有中小学教员，人员要多一点，准备跟他们谈谈党的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安心工作。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他还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团结。要搞好方方面面的团结。

  根据陈毅的意见，夏衍等同志第二天就商定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陈毅亲自逐个逐个地询问，又把遗漏的都一一加上，最后增加到162人。

  第三天下午，被邀请的各界知识分子代表来到了上海青年会九楼的一个大厅，陈毅满脸笑容地迎接了他们。座谈会上，曾被国民党关押的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站起来说： “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音刚落，陈毅马上插话： “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70年前，56岁的毛泽东在西柏坡说了一句话：“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于当时的上海来说，这是一句承诺，也是一个希望——共产党人的信心和乐观，就像一道光，照亮了上海前行的方向。5月10日，在丹阳，陈毅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

  上海市区解放历时整整三天，战争的奇迹正是发生在这三天，城市功能照常运转，人民保安队上街佐助维持治安，解放军坚持睡马路、不扰民，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守军在规劝下纷纷放下武器，工人护厂、教师学生护校、政府公务员护机关、民主人士与解放军并肩作战——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上海人民与解放军里应外合，上海终得解放。

  历时一周，东方网红色之声与大家共同重温了1949年那段波折、动荡又充满希望的往事，从壮烈的岁月中汲取力量，再不断勇敢前行。

  来源：红色之声（ID：hszs1921）

  参考资料：《1949上海解放日志》、解放日报、《党史博采》、文汇报

  编辑：章丛雨

  审稿：钱程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