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许党——追记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

2018年4月26日 15:36　 来源:解放军报

    周智夫。资料照片

    今年北京的清明格外寒冷，纷扬的雪花洒落大地。

    “我的丧事一切从简，不给干休所领导和儿女添麻烦，不通知任何亲朋好友，不保留骨灰和空骨灰盒……”遵照遗嘱，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原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副政委周智夫的送别会只有短短十几分钟。没有悼词、没有主持人，3个普通的花圈显得简朴、低调。而这一天，小小的送别室里，却有数百名老干部、军人、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老人最后一程。

    是什么样的力量感染着人们的心灵？从他朝夕相处的家人以及熟悉他的邻居、战友、干休所工作人员的讲述中，从他跨越94年岁月长河的个人档案和字字真情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我们一步步走近这位普通共产党员崇高而丰富的精神世界。

    “对党知恩报恩，就涌泉相报”

    初见周智夫，是在今年春节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的普通病房里。

    刚刚离开重症监护室，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他的生命。消瘦的脸上却看不到丝毫劫后余生的痛苦，嘴角还泛着一丝微笑。二女儿周卫平说，前几天，父亲刚刚向党组织交上12万元“下辈子的党费”——人生最后的心愿已了，他的内心充满喜悦。周老用颤抖的右手向我们敬上一个军礼，嘴里不停念叨着：“谢谢党，谢谢部队。”

    女儿周卫平早已泣不成声。她清晰地记得今年1月20日，当父亲戴着氧气面罩、颤抖着双手，接过组织上派人送来的、印有党徽图案的党费交纳收据时热泪盈眶的样子。“他反复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们，‘这辈子跟党走，下辈子还是党的人’。”

    感念于心、念兹在兹。晚年的周智夫百病缠身，加上身患骨质疏松多年，站立稍久、走路略急、用力微猛就会骨折。这两年来，每年有七八个月只能躺在床上静养治疗。他深感自己时日不多，心中一直想着要完成一件大事。

    “我要交党费。”去年7月的一天，周智夫把照顾自己饮食起居的周卫平叫到病床边，郑重地说。女儿很诧异：“爸，您不是一直在交吗？”

    “我想交一次特殊党费。”周智夫的话，并没有让家人感到意外。因为这样的念头他萌生已久：多年来，每每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感念党和军队的恩情，他的眼里总是饱含泪水。

    2017年11月1日，这个得到全家人一致同意的决定，写进了周智夫的补充遗嘱：“悼念当年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战友”“对党知恩报恩，就涌泉相报”“向党交党费拾贰万元人民币”。

    立下补充遗嘱不久，周智夫就因严重肺部感染住进重症监护室，可每次从昏迷中醒来，他就会问二女儿：“我的事办了吗？”

    透过那期盼、焦虑的目光，女儿读懂了父亲发自内心的愿望。2018年1月18日，二女儿周卫平、三女儿周卫华代表父亲，郑重地把12万元特殊党费交到中共中央组织部。

    相交50多年的战友们听说了这件事都心生敬意：老周一辈子省吃俭用，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却做了这样的大事，了不起！

    周智夫所在党支部原书记、离休干部王文清说：老周在病危之际主动交纳特殊党费，绝不是一时冲动，他是在用最朴实的行动践行一名老党员终生许党的庄严承诺。

    “只要革命需要，就是牺牲也要干！”

    周智夫的左肩窝里有一个弹孔，右肋处深深凹陷，一道长约10公分的伤疤触目惊心。

    二女儿周卫平说：“这是战争留在父亲身上的永久记忆。”几十年里，一生低调谦卑的父亲，只偶尔提起这枪伤的由来：1946年4月，他任新四军淮北七分区独立四团二营四连党支部书记，在安徽濠城外阻击国民党军队抢粮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左肩窝，贯通右肺，又打进了身边一位战友的小腿里。

    冒着弹雨、抬着担架，战友们把周智夫送到后方医院，又7次带他转院、多次手术治疗。在当时极端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他幸运地捡回一条命：右侧第六根肋骨摘除，右肺叶切除近三分之二，落下了三级甲等伤残。

    然而，让周智夫一生铭记的，并非是自己承受的巨大创伤，而是战友的不幸牺牲。“我活下来了，可那个战友却因为截肢伤口感染，死了。好多战友也在战斗中牺牲了。”一想起这些，周智夫总是老泪纵横：“是部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部队就没有我的今天，就没有我们一家，所有的一切都是部队给的、都是党给的。”

    “只要革命需要，就是牺牲也要干！”翻开一本卷了边的《历史思想自传》，里面都是周老发自肺腑的炙热心声，也是他一生许党的真实写照。这声音穿透数十年岁月时空，至今听来掷地有声。

    白发苍苍的老伴娄淑珍，清晰记得74年前丈夫入伍前的那一幕。

    那年，新四军淮北分区地委来命令调一名区委会干部去分区政治部培训班学习，回来后在乡队区队当政治指导员或支部书记。当时组织选了一名干部，但那名干部是家中独子，他父母劝他：“不能去，去了要打仗，人就没了。”这时周智夫站出来说：“危险我不怕，我去。”

    干休所卫生所所长张杰军，始终难以忘怀两年前的一次巡诊经历。

    当时，周智夫正因腰椎骨折在家静养，电视上正在播放邻国不断在岛屿问题上挑起事端的新闻。见到张杰军，周智夫一把拉住他的手，激动地说：“我们的领土绝对不能被别人占了。我的战友为了祖国解放牺牲了，他们都很年轻，有的还没成家。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要守好！”周智夫越说越动情，“只要祖国需要，我还要上战场，你们年轻人也要主动请战。”

    “革命军人四海为家，到哪里都是组织的安排”

    位于海淀区某干休所周智夫的家，是2008年搬进来的，面积还没有完全达标。走进家门，饭厅里挂着周老的遗像。老伴、两个儿子、3个女儿，都沉浸在对亲人的思念中。

    这是全家人机会不多的一次相聚。从东北到华东、从华东到西南、从西南到华北，周智夫一生4次跨省调动，经历10余次部队整编、20多次岗位变换，大女儿周雪文留在重庆落户，大儿子周华、二儿子周为民参军后，一个转业安置到江西九江、一个回到江苏徐州老家，虽然他们也想离父亲近些，但从不敢跟父亲提起。革命军人四海为家，他们深知父亲的脾气，即使说了父亲也不会同意。

    1945年，时任指导员的周智夫跟随部队一起攻打高作镇。战斗结束后，组织决定将他所在的五连与六连合并，并任命他当连队书记官，负责副职工作，他欣然接受；皂河打下后，上级调他去地方区队，由前方到后方，他坚决服从。

    战争年代，党指到哪就打到哪；和平时期，党叫干啥就干啥。1957年初，一纸命令，调周智夫到新组建的重庆炮校工作。他第二天带着妻子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拎着两个竹编箱就出发。

    原以为可以在重庆过上安稳日子，1968年6月，周智夫接到去第二炮兵某基地医院任职的命令，一家人又从重庆赶赴云南。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女儿周雪文则被孤身一人留在当地落了户。

    家越搬越远，条件越搬越差。由于住房紧张，全家人借住在当地老乡家一所废弃的房子里，生活十分艰苦。家人有时也抱怨，周智夫又给他们做工作：“革命军人四海为家，到哪里都是组织的安排。”

    正当他在云南的工作风生水起时，1970年5月，周智夫又被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作，一家人千里迢迢从云南搬往北京……一家6口，从此分散居住在全国4个省市。

    循着周智夫个人档案中一方印章上的名字，记者找到了干休所第一任政委朱南璋。他回忆起1984年干休所组建之初艰难开局的情形，感慨万千：“当时，由于设施条件不完善，很多同志不愿搬，工作一时很难开展。”

    “我先搬！”周智夫第一个站出来，“组织分配的住房，每一平米都饱含党的关怀。”他还劝说大家要感恩组织、服从安排。一楼卫生条件差、采光效果不好，很多人都不愿意要。朱南璋找到周智夫，他二话没说就领取了一楼的钥匙。

    眼看就要搬家了，朱南璋又面带难色找周智夫商量：“老周啊，二楼有位老同志腿脚不方便，你看……”明白了政委的来意，周智夫又爽快地交换了钥匙。

    “可不能‘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

    早上6点起床，晚上7点看新闻联播，与人约定时间必定准时赴约，干事创业诚实守信、有一说一……从小和姥爷生活在一起的外孙周洵说，姥爷对自己的影响已经刻在了骨子里。

    走进周智夫的家，满目皆是简单朴素的陈设——用了几十年的沙发、钢管床等老旧家具，就连上世纪50年代的牙缸、饭盒都舍不得扔。

    周智夫对军装情有独钟，但凡隆重场合，都会穿着熨得笔挺的军装。一套军装，他穿了30余载，已经褪了色。岁月流逝，军装的颜色变淡了，军人的底色却厚重了。周智夫的忠诚、感恩、勤俭的美德融进了血脉，也融进了家风。

    翻看他生前记录的《生活备忘录》小册子，小到几块钱的卫生间灯泡，大到上千元的电器开支，每一笔都记得详详细细。记者粗略一算：从2009年到现在，周智夫平均每月开销仅几百元！

    小儿子周卫民说，很早之前，父亲就立下家规：子孙后代永远不忘党恩。上世纪70年代，边境发生战事。周卫民服役期满，刚接到退伍命令。周智夫要求他留队待命，随时准备报效祖国。周卫民当天找到领导，申请推迟退伍。得知轮不到所在部队上前线时，才返回江苏老家。

    念党情、报党恩、跟党走，是周智夫红色家风的底色。得知曾外孙潘怡霖要到国外读书，他再三叮嘱：“你的根在中国，学成后要回来报效国家。”言者谆谆，听者动容。

    周智夫给自己定下了为组织多着想、多分忧、多添彩，对组织少提要求、少讲条件、少添麻烦的“三多三少”原则。即使对待家人，也不破例。二女儿周卫平乖巧伶俐，周智夫对她疼爱有加。初中毕业时，周卫平看到不少同学都参了军，也想让时任军管会副主任的父亲安排自己当兵。

    “组织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是要我多作贡献，而不是为自己办私事。”没想到父亲不但不愿说情，还让女儿下乡插队。

    插队2年多，满以为父亲会帮自己安排个好出路，希望却再次成为泡影。最后，周卫平自己在海淀区百货公司找了份工作。

    “我们姊妹5个都没沾过父亲的光！”周卫平说，自己刚开始也不理解，甚至觉得是父亲“无能”！“但现在我明白了，父亲真的了不起！”

    迟暮之年，周智夫落实待遇标准更加严格。他近年的医药年标准统筹费是每年2.8万元，但每年实际药费连一半都没用到。他常说：“待遇是组织给的，有标准也要省着用。”

    大女儿周雪文患有心脏病，随身备用速效救心丸。每次大女儿从重庆来北京看望自己，周智夫都让女儿在药瓶上贴上名签。面对不解，周智夫解释说：“我的药是公费保障的，可不能‘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

    曾与周智夫相交多年的干休所原政委魏增池说：“周老一直把自己当成普通党员、普通一兵，他一辈子没有忘根、忘本。他经历了旧社会的苦难和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也感受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他对党的感情特别真挚，对党是真相信真拥护！”